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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来到图书典籍的陈列室，两人都是第一次看到，又是另外一种景象。室中间是一排排高大的木架格子柜，里面塞满了书籍，已被分门别类，为方便查寻，还贴满了标签，只是上面要用梯子才能够着。四面墙壁上挂满了字画，自然是大宋汉人的居多。

    两人一时看呆了。他俩跟从师父刘瞻在义书院，既学以六经为主的经义，又选学包括治民、讲武、堰水（水利）和历算等治事中的不同科目，虽不敢说读书无数，也颇有几百本书。但见到眼下这等藏书如堆山一般，汗牛充栋，才知世上学问当真浩如烟海，深不可测。

    中国自古极重藏书，历朝历代规模逐渐增大，至唐时皇室藏书已约有五六千部共计八九万卷。宋朝自立国之初，便收书、求书双管齐下，皇家、私人藏书并重。

    据《宋史·艺文志》记载：“宋初，有书万余卷。其后削平诸国，收其图籍，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，三馆之书，稍复增益。”平定荆南，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，以充实三馆藏书；往西川取伪蜀法物、图书经籍印篆赴阙；下诏购求亡书。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，即命以官议以崇奖，其书录毕给还。正因为北宋历朝皇帝大都注意收书、求书，故宋朝廷的藏书发展很快。最其当时之目，为部六千七百有五，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。

    宋时除极力充填皇家藏书外，更兼有大量书院、私人藏书。

    据宋人程俱说：“国初循前代之制，以昭文馆、史馆、集贤院为‘三馆’，名之曰‘崇文院’，以作藏书、校书之用。太宗时，在左升龙门内重建了崇文院，并给“三馆”另建书库，称作“秘阁”。宋真宗时，又将三馆藏书另抄副本，藏于禁中的龙图阁、后苑的太清楼及玉宸殿、四门殿等，以备不虞。

    而除皇室以外，各地私人藏书数量更是不遑多让，尤以开封为甚，史书记载：“京都盛时，贵人及贤宗室往往聚书，多者至万卷。”参知政事丁度家中藏书超过万卷；开封人刘季孙，“家无一钱，但有书三万轴，画数百幅耳”；开封人郭逢原，喜抄书，每得到一本，都完整抄录一遍，家中藏书高达数万卷；宋敏求藏书高达三万卷，王安石早年京城任职，租的住房子与其相邻，天天过去借书，从未拒绝；洛阳人赵安仁喜欢读书和藏书，用尽几乎全部俸禄，其中多有珍本和孤本；南京应天府王钦臣，家中藏书四万三千卷，其中“镇库书”善本就超五千卷；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，家中藏书颇丰，靖康之变南迁，携书两万多卷及金石文字两千本，而家里无法带走的书籍，还装满了十间屋子。

    除了文人，宋朝很多武将，如开国功臣曹彬，太原府武将吴廷祚等，也喜欢读书，家中藏书均过万卷。

    然而北宋以上所述之大量的收藏书藉，经过靖康之变几乎全部被金国劫掠而去。被金国劫掠的书藉除宋的以外，同时期辽国的藏书数量与宋的差不多，也被劫掠殆尽。

    而宋国与辽国两个国家被金国劫掠的书籍与典藏，大多数被放置在这个中心

    园之中。详见拙著《在北英雄传》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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